张某与陈某数年前结婚，生育有一女张星某，张星某患有精神疾病，经鉴定确认为精神残疾二级。后张某与陈某离婚，约定张星某由陈某抚养，张某每月支付抚养费3500元。后来，张某与田某再婚组建家庭，再婚时，田某带有一子刘某，时年16岁。再婚后，双方又生育一女张思某。2022年，张某某因病去世，生前留有房产一套，现双方为房产继承问题诉至法院。张某某去世前未留遗嘱，去世时，尚存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包括：罗某某（张某生母）、田某（张某妻）、张星某（张某女）、张思某（张某女）、刘某（张某继子）。

庭审中，田某、罗某、张思某主张，三人均无收入能力，生前主要靠张某退休金供养，且与张某共同生活，对其有生活抚养照顾，故应当适当予以多分；张星某主张，其是二级残疾，无劳动能力应当予以多分；同时提出张某再婚时，刘某已经16岁，且始终在外地上学，故未形成实际抚养关系；还提出自2015年起，张某便未再支付抚养费，抚养费应当优先从遗留房产价款中予以扣除。

调解过程：

本案中的继承纠纷，剖其本源，主要是原配家庭和现任家庭对遗产分配的争夺。而两方之间无任何接触联系，没有任何情感基础，故调解员果断放弃 “情感融入的调解方法”，转而用理性对待本起案件。本起继承案件的难点在于田某、张思某、罗某等原告（可能）存在可以多分财产的情况，但具体分配比例，在判决前无法进行具体的估算；难点二在于，双方庭上均认可，张某生前确欠张思某的抚养费未为支付，但欠付的具体月数，双方存在争议，无法查清；难点三在于张某与田某再婚时，刘某已经16岁且始终在外地上学，之后便一直在外地工作。刘某是否享有继承权及可继承的比例无法确定。这三项难点也使得本案在调解阶段，无法计算出一较为具体明确的数字以作参考。

本起案件实际上就是前任家庭与现任家庭在遗产方面的争夺，双方毫无感情基础可言，故调解员未展开过多情感共鸣的工作，情感方面仅是对双方进行了情绪安抚，引导当事人回归理性、平和。待双方情绪稳定后，调解员直接采用“法律阴影调解法”。首先，调解员分别向两方当事人进行了充分的法律释明，并帮助当事人分析案件调解的必要性、有利性。让双方自己意识到，案件判决结果存在多种可能性，调解比较稳妥。而后，采用“背对背”的方式，向双方了解彼此的诉求金额。鉴于本起案件中的上述三项难点，导致本案若分别进行细项计算，各方必然会对计算结果持有异议。

调解员首先与现任家庭成员沟通，确认现任家庭成员内部对遗产分配无争议，一致同意所得遗产全部交由田某保管，而案件中前任家庭成员仅有一位张思某，其余人员均是现任家庭成员。调解员决定采用“报总价”的办法进行调解。此时双方的争议点就简化成了 “要给张思某多少钱”的简单问题。针对这个问题，调解员老师再用“背靠背”的方式，分别和两方沟通，晓之以情、动之以理、努力撮合、耐心说服，最终成功将数字凑成一致，案件调解成功。

调解结果：

调解成功，双方调解结案。

法律分析：

本案当中田某为全职主妇，多年始终在家照顾子女及张某；张某去世时，张思某尚未成年；罗某为张某母亲，年事已高，张某是其唯一的赡养人。三人的家庭生活开支都是依靠着张某的退休金。故在遗产分配时，应当予以适当的考量。

张某与田某再婚时，罗某已经十六周岁，且一直在外地上学、工作，回家次数较少。因田某无收入来源且根据提交的离婚协议可知悉，罗某生父每月提供的抚养费极低，据此笔者认为可以合理推测认定，罗某与田某提出的罗某上学期间，学费生活费主要是张某承担的陈述较为可信。且从张某去世时，罗某为其披麻送葬也可以看出，罗某与张某之间存在较好感情关系，综上应当可以推定张某与罗某之间形成了事实抚养关系，但鉴于事实抚养关系形成时间较短，故在遗产分配时，笔者认为亦要适当考虑此点因素，进行适当的调配。

对于张星某的抚养费，究其实质确为生前所欠债务，故在遗产中应当予以提前扣除。至于张星某所主张的因患有精神残疾二级，故应当多分财产一事。通过庭审了解情况，张星某长期随母亲陈某共同生活，生活条件已优于一般家庭，虽其缺乏劳动能力，但其生活并不存在困难，因此笔者认为本案中并不应当予以偏分照顾。

《民法典继承编》第一千一百三十条规定：“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，一般应当均等。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，分配遗产时，应当予以照顾。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，分配遗产时，可以多分。”